一方面,从根本上看,现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密切相关。因而在讨论现代大学制度时应将其置于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整体变革与发展的框架中,不仅要有历史的维度、空间的维度、多元理论的维度,还要以更开放的视野,积极开拓前沿性、战略性的研究视角,积极应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和挑战。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土壤,又要借鉴西方国家实践的经验,也要面向当前中国发展形势及高等教育新特征等时代背景。分析发现,在最近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问题,这对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是一种积极的响应,表明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同国家热点波动趋于吻合,有利于巩固高等教育学应用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除此之外,研究者应特别重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包括大学章程建设的特殊性问题,只有抓住"特殊性",才不至于始终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才能真正体现。 另一方面,今后的研究应坚定不移地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研究,提出真正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指导方案。为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跳出宏大叙事这一学术研究的怪圈,从地方性叙事中寻求突破,即便是一个成功的实践案例,也可能蕴含着深刻的理论。这种以地方性叙事为起点的理论构建路径不仅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中较为缺乏的,也是高等教育学整体研究中相对缺乏的。虽然目前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有重心下移的趋势,不仅高职院校、民办院校、新建本科院校等不同类型院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被关注,诸如审计制度、融资制度等具体制度建设、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现代性及大学精神相关主题亦被研究,[42]但都没有产出公认的实质性理论,没有通过对成功实践模式的抽象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东西。在其他学科中,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恰恰就是通过对地方实践的深人思考后形成的。如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长期跟踪分析,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同时为面临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路径,为增进人类共同的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因此,通过研究具体的实践案例,从实践经验中提取可用的理论,不失为一种积累学科知识的有效途径。理论研究应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只有将事实与价值相整合,才能发展出有生命力的理论,才能跨越理论一实践鸿沟。因而,高等教育研究要多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构建的独特范式和研究方法。 四、关于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研究 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老话题,对这一话题的探讨经久不衰、历久弥香。同时,这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大话题,不同学者的研究取向、关注点和立场较为多样化,且文献结构较为松散。有充满浓厚怀旧情结的呼唤,有强调积极变革的声音,也有较为折中的观点;有对大学理念的探讨,有对大学精神的追问,也有对大学制度文化的研究;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感慨。如果说高等教育哲学的探究者像智慧高深的"长老",高等教育理论的研讨者像彬彬有礼的"绅士"那么,大学精神的追求者更像是婀娜多姿的"女郎",正是这些异彩纷呈的展演,让大学的理念和精神多了一份神秘,多了一份高洁。图3是本文统计的大学理念(精神)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本文选定的15个主题的总文献中的比重变化趋势图。 不难发现,关于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研究是一个传统的话题,长期以来都不乏探讨者,其文献比重的发展趋势大体为"S"型,在2004年到2010年期间达到高峰,随后有所回落。在近些年较具代表性的文献中,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大学理念、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等若干个方面。 有学者阐明了大学之道,认为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在的大学之道则"在明明理,在止于至真"。中国现代化转型使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基本接轨,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文逐渐被边缘化。现在的大学变成了只寻求知识和真理的大学,而不是追求美、善的境界和做人的道理的大学;虽然卓越,但失去了灵魂。从而得出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不能放弃的结论。[43]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古代书院制的制度文化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指出书院制度与现代大学精神对比起来,最大的缺憾就在于它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学问精神,从而使学术一直处于一种依附地位。这一结局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风格有关。[44]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人文精神,但缺乏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人文中具有反科学精神因素造成的。因此,我们在重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价值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其中的反科学精神的因素,从而可以防止我们在发现书院价值的时候走向一个极端。[45] 有学者探讨了大学理念的特质,认为大学理念是真善美的统一,而非真善美的割裂;大学理念可以彼此借鉴,却不宜相互移植;大学理念表征为个人化见地,而非集体性智慧;大学理念是个性化的张扬,而非普适性的汇流;大学理念的演化是钟摆式的生长与超越,而非进化式的单向递进;大学理念可以转化为制度,却不宜直接演绎为制度。[46]还有研究者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大学理念进行了哲学解读,提出大学理念源于哲学生活、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观点,指出既往大学理念的讨论对日常生活以及它与其他两种生活的关系有所忽视,大学理念应关注大学的行动分裂,应将"创价"作为评价知识行动和整合价值的一个标准,在价值立场上坚持"爱智"的第一原理。[47] 还有学者表达了对大学文化特性的见解,指出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体性文化,是以大学师生创造性的教学、研究与文化生活为中心的大学生活方式,这是大学文化之为大学文化的根本所在。大学文化建设的中心是人,大学文化建设应始终基于大学师生,且为了大学师生。今日大学文化建设需要超越功利主义和行政化,让大学回归大学之人的大学,凸显大学作为大学问的根本意义,确立大学之本。[48] 此外,也有文献从创新人才培养的特定角度讨论了大学精神,提出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大学必须是有理想与高度、有魂灵的大学,有智慧与深度、有眼光的大学,有活力与宽度、有胸怀的大学和有胆量与硬度、有脊梁的大学。49] 大学理念(精神)的有关文献,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完全不同于高等教育其他研究主题的图景,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文倾向十分突出。这一方面说明研究者的跨学科理论素养较高,能将大学的理念和精神置于一个广泛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从而提高了文章的理论深度,加强了观点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不仅仅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它也具有浓郁的人文学科气息,它在述说高等教育的"理"的同时,也带有浓重的人文色彩。在大数据时代,以定量或计量为手段的科学研究范式已悄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关注"人"的问题及教育理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更多的哲学反思及人文关怀,而非具体的分析技术,因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在吸纳其他学科"长技"的同时,应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取向。在过去的学科构建中,人文的东西一直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从而不利于学科结构的优化。例如,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教材中,鲜有将诸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或"大学理念"等内容单独作为一章来介绍,在该学科的理论丛林中,此论题没有获得应有地位,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学在向科学化迈进的过程中,人文传统被边缘化。在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同时,文化人却少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也少了,很大程度是因为大学精神的缺失。因而重视这一类研究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